八月政变，即是灵帝死后以张让、段珪为首的宦官和以何进、袁绍为首的党人相互攻伐的一次争斗，这次争斗直接导致了董卓进京，拉开了三国序幕。不过奇怪的是这次政变的具体细节却在基本主流史书中互相乖离，出入极大，为了还原真实情况，在此加以考据，以下主要内容摘自知乎用户臭咸鱼的《八月政变细节考据》一文，因作者考据极佳，笔者不在做重复工作，仅整理编排，也特此向臭咸鱼表示感谢：
一、关于“让、珪等复劫少帝、陈留王走小平津”一事时间
范书《灵帝纪》记载：
（中平六年）八月戊辰（25日），中常侍张让、段珪等杀大将军何进，于是虎贲中郎将袁术烧东西宫，攻诸宦者。
庚午（27日），张让、段珪等劫少帝（刘辩）及陈留王（刘协）幸北宫德阳殿。何进部曲将吴匡与车骑将军何苗战于朱雀阙下，苗败斩之。
辛未（28日），司隶校尉袁绍勒兵收伪司隶校尉樊陵、河南尹许相及诸阉人，无少长皆斩之。让、珪等复劫少帝、陈留王走小平津。尚书卢植追让、珪等，斩数人，其余投河而死。帝与陈留王协夜步逐荧光行数里，得民家露车，共乘之。
辛未（28日），还宫。大赦天下，改“光熹”为“昭宁”。
在这段史料中的一个明显错误就是：“辛未（28日）”连续出现了两次。《后汉书集解》引陈景云谓：上文已书“辛未”，不应复书。
又按范书《何进传》：明日，公卿百官乃奉迎天子（刘辩）还宫。——以“明日”可证刘辨出宫和回宫不为同一天事。
陈志《董卓传》裴注引张璠《汉纪》：帝（刘辩）以八月庚午（27日）为诸黄门所劫，步出谷门，走至河上……辛未（28日），公卿以下与（董）卓共迎帝于北芒阪下。——此文可证刘辨于27日出宫，28日回宫。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范书《灵帝纪》中的四个时间记载应该是“戊辰（25日）、己巳（26日）、庚午（27日）、辛未（28日）”四天连续下来。
那么“让、珪等复劫少帝、陈留王走小平津”一事就发生于庚午（27日）、辛未（28日）两日之间，大概是庚午（27日）晚上张让、段珪二人劫持两位殿下出宫，夜晚间被追上，然后辛未（28日）拂晓或是白日诸公卿迎二位殿下回宫。
二、追杀张让、段珪二人的追兵
范书《何进传》：张让、段珪等困迫，遂将帝与陈留王数十人步出谷门，奔小平津。公卿并出平乐观，无得从者，唯尚书卢植夜驰河上，王允遣河南中部掾闵贡随植后。贡至，手剑斩数人，余皆投河而死。
《袁纪·卷25》：是时宫中乱，百官无从者，惟河南部掾闵贡将十余人从。会尚书卢植至，按剑责（段）珪，珪等涕泣谢罪。又追兵至，珪等白上曰：“臣等死，天下大乱矣。”乃自投于河。
范书是说卢植先追，王允派闵贡紧随其后；袁纪则是说闵贡十余人跟随张让，卢植后到。但无论是闵贡和卢植谁先谁后，整个事件的大体轮廓还是一致的：满朝公卿中只有卢植和闵贡先反应过来率先追出，然后满朝公卿随后而来。至于为什么范书、袁书二书关于闵贡、卢植二人的先后顺序为什么不一，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二人带的部曲不一样，范书说卢植先发，闵贡后至，而袁纪则只是说卢植从闵贡后来，综合起来的一种可能推测即是：卢植带步卒先发，闵贡领骑兵后发先至。至于笔者在小说中描绘的情况，仅仅是单纯的小说家言，为了让事情更具传奇性。
至于在范书《灵帝纪》李贤注引《献帝春秋》【《献帝春秋》作者为袁晔，生卒年不祥，晋代广陵人。原本失传，仅存于各书注、引文中。】的这段文字：
河南中部掾闵贡见天子出，率骑追之，比晓到河上。天子饥渴，贡宰羊进之，厉声责让等曰：“君以阉宦之隶，刀锯之残，越从洿泥，扶侍日月，卖弄国恩，阶贱为贵，劫迫帝主，荡覆王室，假息漏刻，游魂河津。自亡新以来，奸臣贼子未有如君者。今不速死，吾射杀汝。”让等惶怖，叉手再拜叩头，向天子辞曰：“臣等死，陛下自爱。”遂投河而死。
显然是极其谬误的。引臭咸鱼的考证说：
第一，“比晓”是“拂晓”之意，而据其他史书，都提及“刘辨等人赶夜路返回”之事，所以这个“比晓”是不成立的，改成“比夜”倒是差不多。
第二，袁晔说“天子（刘辩）饥渴，（闵）贡宰羊进之。”大家不觉得可笑吗？闵贡去追天子，追到皇帝，皇帝说饿了，闵贡就让皇帝在河边等着，自己去附近民家找羊去了？！可能吗？
闵贡将羊宰杀之后，肯定不是生吃，而做成熟食必然需要时间。大家想想一下这样“和谐美丽”的画面：闵贡等人气势汹汹的追到河边，两拨人因为皇帝一句“朕饿了”，于是放弃了生死对决，不打不闹，闵贡等人转职成“厨师”，宰羊去毛，架锅生火，另一边宦官们则安安静静地陪着皇帝在河边等着吃羊肉？！
第三，闵贡痛骂张让，说要“射杀”张让，两人近在咫尺，随身的配剑不用，却要用弓箭？这完全是扯淡嘛！
并且笔者本人完全赞同臭咸鱼的结论：裴松之在陈志《荀彧传》中就曾痛批袁晔“虚罔”，果然事出有因。事实上，裴注三国志中引用的《献帝春秋》大多是些传奇故事，用以突出主人公的怪诞传说。
三、劫而复返
关于八月政变最离奇的一事就是刘辨、刘协二人“独夜步行欲还宫”一事，显得极不合理。据臭咸鱼考据：
在陈志《董卓传》中裴松之注引张璠《汉纪》，说在宦官们投河自尽之后：
兄弟（刘辨、刘协）独夜步行欲还宫，暗暝，逐萤火而行数里，得民家以露车载送。露车：《资治通鉴·卷59》胡三省注：露车者，上无巾盖，四旁无帷裳，盖民家以载物者耳。
这段史料被范晔采用，录入范书《何进传》，改写为：
帝（刘辩）与陈留王（刘协）协夜步逐荧光行数里，得民家露车，共乘之。
实际上，这个段子很容易看出错误来，因为卢植和闵贡竟然都消失了！
范书《何进传》说卢植“夜驰河上”，《献帝春秋》（范书《灵帝纪》李贤注引）说闵贡十余人“率骑追之”，可见卢植等人都是骑马去追赶皇帝。所以返程之时，卢植等人又怎么可能让皇帝步行呢？
《英雄记》【《英雄记》作者为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此书全名尚有争议，《英雄记》应为略称。】（陈志《董卓传》裴注引）载：
河南中部掾闵贡扶帝（刘辩）及陈留王（刘协）上至雒舍止。帝独乘一马，陈留王与贡共乘一马，从雒舍南行。
《读史方舆纪要·卷48·河南三》：雒舍在邙山之北，驿舍也。
王粲《英雄记》写的返程经历与张璠《汉纪》完全不一样。两相比较，因为《英雄记》提及了闵贡，所以更应该可信。同时，也足以证明：刘辨是有马骑的，他也会骑马的。
以上为臭咸鱼想法，笔者在此稍稍不同意臭咸鱼在此的考据，因为他也没解决根本问题：明明闵贡追出时是骑马的，那么闵贡随从肯定也是骑马的，并且张、段二人肯定也是骑马的，那为什么却要带刘辩、刘协二人前往雒舍取马才能南行回归而不直接向张、段二人劫持一样两人一马南归？“独夜步行欲还宫”一事真的是假的吗？
在考虑这整件事前我们要先考虑一个前提问题，即是汉代的普通驽马到底能跑多久。一个古代军事上的小知识是：在短途突袭中马的爆发力和速度是远远强于人的，但要长途行军时马的耐力却是远远不如人的，这也是古代游牧常常一人数马才能长途奔袭的原因。
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刘备携民渡江一事时曾写道：“曹公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乃释辎重，轻军到襄阳。闻先主已过，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及於当阳之长坂。”
需要知道的是，正史上的刘备是个真正久经战场的枭雄，并且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在当断则断的时候绝不犹豫，就像他在杀车胄夺徐州后在一次侦查中发现曹操军队立马二话不说抛妻弃子连带抛弃自家关二哥夺路而逃、携民渡江发现曹操也立马夺路而逃一样。刘备之所以会携民渡江，一则可能是为了保持自己仁义之名或者确实认为迁徙十万民众可以削弱曹操，一则可能自己久经战场认为曹操追兵来的不会这么快，或者曹操骑兵不惜马力直追很可能导致自己的部队战斗力全无。事实上这只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应该就是曹纯的虎豹骑，并且也该是一人双马或是多马才有战斗力。《三国志·魏书》说：“纯所督虎豹骑，皆天下骁锐，或从百人将补之。”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
就普通而言，从近代数据看：
1903年北京到天津120公里长途乘骑赛记录，38匹蒙古马，冠军为7小时32分，前100公里仅5小时50分，即平均速度为17-18公里。最后20公里用时1小时42分，也就是12公里左右。
2010年官厅耐力赛，50公里，冠军2小时51分40秒，平均速度不足20公里，为汗血马，该马半途前掌脱落，耽误约1小时，也就是成绩还可以大大提高。该马曾经84天跑4300公里，一天不停，平均里程51公里。
大概平均而言现代良马一昼夜耐力也就在120公里上下，一小时也就不超过十公里。超过这个速度确实有可能，但绝不可能是成群的马。
因为小平津关旧址已不可靠，黄河改道又多，所以无法仔细确定东汉雒阳与小平津关之间的距离，但至少也得六七十里地（如若有读者考据过距离请留言说下），而张让、段珪、闵贡等人可能在数个小时内马不停蹄的跑完，这很可能导致马匹暴毙或者无力再载人，因而导致刘氏二兄弟行夜路，闵贡去雒舍取马。
四、关于宦官和党人
这个附加问题和八月政变没太大关系，主要想讨论下汉末的宦官和党人问题。汉末宦官和党人对立，其实是皇权和地方权的对立问题。需要知道的是，这些汉末党人，大都是后来割据豪强，像党首袁绍、党人王匡、曹操、刘表等，其中袁绍更是直接杀入皇宫，见宦官就杀，冤死者无数，让得一些在宫中的官员甚至得袒露下体才逃得一命。连后汉书都评论袁绍道：“虽袁绍龚行，芟夷无余，然以暴易乱，亦何云及！”袁绍此次攻打皇宫，虽然后来史书因为立场多有粉饰，但其实无疑是一次以下犯上的叛乱，直接打击东汉皇权，开启了三国序幕。所以说其实袁绍、袁术二袁代表的政治势力才是毁灭东汉直接原因。而这一祸根在光武开国时就已种下。当初光武检地时，各地皆遣使上奏度田之事，陈留有小吏上书曰：“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光武不解，召小吏质问之，时光武之子、东海公刘阳年方十二，于幄后言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耳。”光武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问？”对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光武乃悟，随后采取了相当严格的措施，多杀不实的太守相国，但也无奈何各地的豪强叛乱太过严重，不得不妥协，也奠定了东汉贵族政治和豪强势力庞大的基准。所以东汉皇帝很类似“最大的豪强”，在经济基础不变的情况下很难真正奈何这些党人。
至于宦官，历史上读史的一个盲点即是很容易被史家代入自己的立场。刘辩刘协二人长于宫中，灵帝死时将刘协托付于宦官蹇硕，而让十常侍掌朝政。那么这种情况很可能刘氏两兄弟和宫中宦官是相当亲近的，而张让死前的肺腑之言也很明显表示这些宦官其实皇权的代表者，他们作奸犯科，但无论如何权力都来自皇权，所以刘氏是他们的主人，他们的立场决定他们必须维护皇权，而豪强恰恰与此相反。
当然，以上全是一家之言，欢迎诸位指正。另外说句，水字数真开心。
臭咸鱼关于八月政变的考据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