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豆丁网
公元前356年，地处陕西的秦国在商鞅的主持下开始变法，“废井田，开阡陌”。从此，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时代拉开了帷幕。在封建社会漫长的历史中，土地兼并一直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存在着。
所谓土地兼并，即占人口少数的权势阶层，利用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地位，通过购买和哄骗、胁迫等手段，大量获取农民手中的土地，造成土地高度集中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后果，就是失去了土地的农民，不得不依附于土地的拥有者，受到他们的剥削和压迫。矛盾长期积累，往往引起民变乃至起义，进而导致现存政权的覆亡。而新的政权建立之后，总要重新分配土地，形成数量庞大的自耕农阶层。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土地又会向新的权势阶层集中，同样的剧本将再一次上演。这种土地占有上的周期性变化，是中国封建历史中一个重要而奇特的现象。
宋朝的土地矛盾是各个朝代中较为尖锐的，这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首先，宋太祖赵匡胤上台后，总结唐朝覆亡的教训，认为应当削弱地方军事长官的实力，因而通过著名的“杯酒释兵权”等手段，剥夺了石守信等开国将领的军事指挥权。作为补偿，宋太祖对于这些高级官员对土地的大肆占有始终持放任态度。其次，宋代沿袭了唐代中期开始采用的两税制，按照土地而非人口收税。这样一来，土地兼并非但不影响政府的收入，反而降低了收税的难度。因此抑制兼并短期内并不会给政府带来太多利益。“宋太祖的指导思想是‘藏富于民’，
i不管兼并者如何富有，只要在大宋国土之内，通过赋税，最终会归国家所有。”再次，宋代农业生产力发展迅速，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在这种经济发达的情势下，土地这一最重要的
ii生产资料自然要作为商品卷入市场。”
宋代权势阶层实现对土地的占有，主要通过以下几条途径:一、合法的土地交易;二、诱骗(如向土地拥有者许诺可以免除赋税);三、非法放贷和胁迫(放高利贷导致农户破产，借机胁迫农户交出土地所有权)“富者有赀可以占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而耕者之夫率属役富贵者矣。”宋初宰相王浦之父“频领牧守，能殖货，所至有田宅，家累万金。”秦桧的一
iii个下属王历都“寓居抚州，恃秦桧之势，凌夺百姓田宅，甚于盗寇，江西人苦之。”
宋朝政府将农户分为“主户”和“客户”，主户拥有少量土地，需要纳税和维持公共秩序;而客户没有土地，亦不需纳税。“但大地主阶级事实上不受此等级划分，也免于劳役和
iv纳税，上述义务全由小农承担。”宋神宗时，名相王安石试图通过变法改变这一情况，但遭到保守派的反对，改革以失败告终。
总之，宋朝政府基于当时的社会形势，实行了“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允许土地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导致了土地高度集中在某些特权阶级手中的社会现象。这一现象的影响，将在下文予以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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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代土地兼并现象的影响及其原因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放开对稀缺资源的管制，允许其在竞争市场上自由交易，无疑是使资源配置实现优化的最有效途径。下达了“不禁兼并”诏令的宋太祖，可以说有着超越时代的经济学眼光。
事实证明，宋代开放的土地政策，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与唐代相比，宋代的粮食产量得到了相当大的提高。究其原因，一是政府对土地私有的承认和对垦荒的鼓励(新开垦的土地一律不需纳税，对开荒成绩显著的县加以褒奖)，促使农民大量开垦荒地，以至于耕地面积激增;二是土地拥有者之间的竞争，使得先进的生产技术不断被创造和采用(弯锄、铁耙、龙骨翻车等均为这一时期的产物);三是租佃制度的完善使得小农户可以用
v较低的代价获得生产资料，承受风险的能力也有所提高。总而言之，是亚当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发挥了显著的作用: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为了自己的利益，积极扩大产量，更新技术，结果却是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和科技的发展。而国家“看的见的手”不断旁敲侧击，进一步将两宋推向封建社会物质繁荣的顶峰。
宋代土地政策的积极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农业生产上。土地兼并的盛行和生产技术的改良，使得许多农民失去土地，剩余劳动力大量出现。“为解决这一问题，宋朝政府积极发展工商、采矿、纺织、加工业等行业，‘五行八作’这一成语就产生于此时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
vi时行业之多以及小手工业的发达程度。”手工业的发达，又进一步导致商品经济的繁荣，从张择端的名作《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荣光的片影。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土地兼并往往是农民起义爆发的诱因，因此历朝历代才会对兼并现象大力遏制;但这一现象最为严重的宋朝，却并未出现过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暴动(方腊、宋江起义都未对政权构成威胁)。可以说，“不抑兼并”带来的经济繁荣，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解社会矛盾的作用。
然而应该指出，缓解矛盾并不等于解决矛盾。如果不是蒙古人的入侵打断了南宋社会的发展进程，赵家王朝恐怕早晚也要在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中瓦解。同样是土地的高度集中，英国在这一背景下走向了工业革命(圈地运动)，而中国社会却屡屡因此而陷入动荡不安，其原因究竟何在呢,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不受约束的土地交易的确可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我们有必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宋朝的土地市场真的是完全自由，不受约束的么,只怕未必。为了详尽地讨论这一问题，下面将土地市场这一笼统概念分为两部分，即土地租赁市场和土地交易市场，分别加以说明。
土地租赁市场是一个劳动力市场，在这个市场上，田主提供生产资料，雇佣佃户耕种土地，收取地租作为回报;佃户出卖自己的劳力，靠租种田主的土地维持生计。但和一般的劳动力市场不同，田主和佃户在土地租赁市场上的地位往往并不平等。一方面，某一地区的土地常常由一个或者几个大地主所有，佃户选择的范围实在有限。另一方面，中国农户一向把背井离乡看作人生最大的惨事之一，何况在交通不发达，信息传播也不便捷的宋代，拖家带口去寻找一个地租较低的住处，无疑也是不理性的选择。用经济学术语来说，第一点意味着土地租赁市场实质上是一个由大地主垄断的市场，第二点意味着这一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弹性很小。这种市场的特点，就是地租几乎完全由田主决定，且只要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佃户的数量不会有太多的减少——因为对于世代依靠土地生存的中国农民来说，他们想不到，也的确没有更好的出路。
田主和佃户的不平等不仅体现在经济地位上:田主往往来自地方上的豪强大族，势力雄厚，交游广阔。尤其是在宋代，文官调动频繁，地方官员不得不依靠乡绅的力量，在田主和佃户发生纠纷时,自然要偏向前者。势单力薄的农户，无法通过合法手段维护自身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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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好默默忍受着劳作的艰辛和剥削的无情，间或求助于臆想中的神灵以求得精神上的安慰。只有当连生存都难以为继之时，他们才会选择揭竿而起——并不是为了什么伟大的政治理想，仅仅为了谋求一条活路。
土地交易市场上有着相似的情形，田主利用自己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往往可以以低于市场出清价格的代价从农户手中取得土地，有时候这种“取得”与抢劫无异。《水浒传》中“李逵打死殷天赐，柴进失陷高唐州”一回书很好地反映了宋代这种社会现象的普遍性。身为前朝遗民，家传“丹书铁券”的柴进，在面对意欲强占自家土地的高唐州知府时，都显得如此软弱无力，更何况一般的平民百姓呢,本文第一部分提到过，宋朝君主对于高级官员兼并土地的行为，基本上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无形中起到了极坏的示范作用——各级官员纷纷利用手中的权力，巧取豪夺，肆意妄为，不但破坏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也造成了政府和百姓间的尖锐矛盾。
综上所述，宋代“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的确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市场各参与者之间地位的不平等，正常的市场调节无法充分发挥其作用，使得这项政策逐步沦为权势阶层攫取私利的工具，导致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先进的土地政策最终反而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不得不说，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局限性引发的一场悲剧。
三、宋代土地问题的启示
对比宋代的中国和圈地运动时期的英国，我们不得不说，英国人是幸运的。大量失去土
资产阶级的兴起和整个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宋代虽地的农民涌入城市，反而促进了英国
然也出现了商品经济的繁荣，但重农抑商的封建传统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使得资本主义无法在宋代中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失去土地的中国农民只能终身被束缚在土地上，为了满足统治者奢侈逸乐的需要，血汗被一滴滴无情地榨干。
历史机遇不可复制，但从圈地运动之后英国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仍可以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英国之所以能够在19世纪成为统治世界的“日不落帝国”，一方面固然得益于击溃无敌舰队后取得的海上霸权，以及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积极影响;但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发生于1688年的光荣革命，确立了英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基本体制，而这是“看不见的手”发挥其作用所必需的基础——只有当市场的各个参与者具有差不多同等的法律和经济地位时，市场调节机制才能够正常地开始运作。否则，必然出现某些拥有特殊权利，亦即“经济成本”的参与者对市场的垄断。这不但会造成其他市场参与者利益的损失，更会导致整个社会福利的降低。
反观中国，直至今日，健全的土地交易市场都尚未成型，其后果之一，就是商品房价格居高不下。这打击的不仅仅是广大人民群众“居者有其屋”的愿望，更是百姓对政府的信心和青年一代的人生理想。这一现象背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政治体制的束缚，使得土地资源往往被某些特权阶层占有，不能以正常的出清价格在市场上流通。最终，一小部分人获得了暴利，整个国家却蒙受了损失。
一千多年前，中国的伟大诗人杜甫满怀悲悯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可惜，一千多年过去了，他的梦想仍然没有实现。我想，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应当为之奋斗的方向。
最后我仍要引用杜甫的一句诗，作为本文的结尾:“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