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八章国有二君（2）
在当今门阀士人心中，有个共同认识，大汉的迅速衰落和败亡原因很多，但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改制。要改制就要有权柄，所以两次党锢之祸的根本原因，还是士人和皇帝对权柄的争夺。
这些豪门士族的人想，想改制，也应该符合他们的利益，在他们为大汉的时候，也在为自己的家族谋化。
在他们看来，现在大汉走到了倾覆的地步，要想重振社稷，改制是唯一的办法。即使靠武力平定了天下的所有叛逆，最后还是要通过改制来强大国力。所以不管士人们之间的矛盾有多大，他们在改制强国这件事上绝对是步调一致，高度统一，士人们对此充满了激情和希望。只要改制不严重触及他们自身的重大利益，各种势力派系的士人非常愿意聚集在改制的大旗下，为国尽忠。
但如果面对他们的利益，这些豪门士族就会像狼一样被那些危害他们利益的人除去。这就是大汉的士人，他们是矛盾的结合体。
大汉的制度无论多么纷繁复杂，但归根究底也就是官僚制度、财赋制度、选拔制度、官学制度、律法制度等等，但最重要的也就这几种。无论改动哪一个，都会影响到社稷的命运。
王允、卢植等人提出了一揽子改制计策，其中的宗旨就是“儒法兼融，以法治国”。在这一揽子改制计策上，突出体现了“轻赋薄徭，唯才是举，严刑峻罚”四个具体的施政措施，尤其是“严刑峻罚，乱世当用重典”这个恒久不变的定律在所有改制计策上随处可见。
轻赋薄徭的目的是富民强国，但从目前的现状来看，纯粹依靠农耕在短期内增强国力，击败遍布天下的叛逆，很不现实。所以依照治理北方的经验，老臣们还是决定实施本朝初期的农工商并重之策，全面彻底放开盐铁茶等各种产业，鼓励营商。
商朝时期，已有专门做买卖赚钱的群体。周朝灭商后zhèng fǔ允许商朝遗民继续做买卖，并称之为商人，当时商人受严密监视。其后商人地位一度有提高，但商鞅变法时期，秦国严厉打击商业，借此提高农业的地位，后来历代封建王朝沿用重农轻商的政策。唐朝时期，由于国家开放，商人地位再度提高。其后商人地位再次受打压，并形成“士农工商”的职业排名，
而大汉现在的商贾和过去的商贾有很大的区别。大汉经这几十年的卖官鬻爵，家产丰厚的富豪商贾们不是入了“士”籍，就是成了官宦之家，身份早已今非昔比了。官、商在今rì的大汉已经混为一体，界限模糊不清。这“商”就是想禁也禁不掉，反而让朝廷丧失了很大一笔税利，所以还不如彻底放开，增加国库的收入。国库有钱了，才能赈济灾民，才能出兵平叛，才能做到轻赋薄徭。否则，这轻赋薄徭，藏富于民就是一句自欺欺人的话。
唯才是举是大汉选拔人才制度的主旨，近四百年来一直如此。但为什么到了后来却无法选拔出优秀的人才，导致吏治**到了极致，后来竟然出现了真正的贤能之士只能依靠李膺、郭泰、许劭这些名士评才能入仕的咄咄怪事？
本朝的选拔制度，历史上称之谓乡举里选，贤能之士可以通过三种途径入仕。
一种是无定期的，比如老皇帝驾崩，新皇帝即位。这时新皇帝往往下一道诏书，命令各州郡举荐贤良到朝廷入仕。又比如碰上灾荒之年，天子往往也会下诏希望地方推举贤人，替朝廷效力。这种选拔不定期，也无固定的举荐机构。地方郡县可举，三公九卿，朝廷大员也可举。
第二种是特殊的选拔，也是不定期。比如朝廷要派人出使匈奴，需要通匈奴语，能吃苦应变的人才。朝廷里需要的一些比如晓习治水、熟知天文的特殊人才，天子常常下诏征求。如果自认有这方面的才干，可以自举。各级官员也可以举荐。
还有一种定期的选拔，就是选举孝廉。所谓察举孝廉就是地方郡守长官在本地发现孝子、廉吏后，举荐给朝廷。这制度从孝武皇帝开始，一直沿用至今。
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吏选拔制度，汉代主要是乡举里选，魏晋南北朝为九品中正制，唐代以后盛行科举制。
汉代的乡举里选，主要是由地方官保举本地的士人到zhōng yāng，经考察后授予一定的官职，选举的科目有贤良方正、孝廉、辟除等。其中孝廉是最重要的选举制度。被推选为孝廉的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曰德行高妙，志洁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通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符合这些标准的人就称为秀才或茂才。
当时的士子为了通过孝廉这一途径进入仕途，矫伪饰行，沽名钓誉，请托权贵，以获取孝廉的美名。有一个叫许武的人，被推举为孝廉。他考虑到两个弟弟还未显名，为了使他们出名，同他们商议后，便召来全宗族的人，把家产分为三份，他自己的那一份皆是肥田广宅，两个弟弟所得家产既少又差。但两个弟弟一都不与兄长争执，宗族和乡里的人都称赞两个弟弟的谦让而责备兄长的贪鄙，结果两个弟弟被推举为孝廉。事后，许武又召集宗族的人，向他们明真相，并，我现在的产业比分家时增加了三倍，现将所有的财产全部分与两个弟弟。于是许武的名声大振，后被调至zhōng yāng任长乐少府。
陈蕃任安乐太守时，郡内有一个名叫赵宣的人，父亲去世，他把父亲埋葬以后，自己住在墓道中，服丧二十多年，名声震动州郡。地方官把他推荐给陈蕃。陈蕃与他相见，问及妻子儿女，结果他的五个儿子都是在服丧期间出生的。陈蕃大怒，遂致其罪。东汉的学者王符揭露当时选举的弊端时指出：“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黠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名实不相符，求贡不相称，富者乘其财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
社会上流行着一首民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可见当时选举制度的腐朽和虚伪。
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完全是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工具。选举权cāo纵在地方豪强之手，“爱恶随心，荣辱在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公无考校之实，私无告诉之意”。由于这种选举制度严重地阻碍了广大民众进入政权的道路，所以在隋以后，随着门阀士族制度的崩溃，九品中正制也随之被废除，而代之以科举制。
大汉有一百多个郡，每年有两百多个孝廉被举荐到朝廷。这些人到了朝廷，并不能像贤良一样马上就能当官，他们大多安插在皇宫郎署里做一个郎官。十几年以后，就有两千多个。过去皇宫里的郎官侍卫也只有二千人左右，自此制度形成二三十年后，皇宫里的郎官全部变成了郡国孝廉。这些郡国孝廉，多半是由太学毕业的补吏出身。于是孝武皇帝以后，本朝做官的人渐渐都变成了读书人出身。
大汉当时的这个制度非常好。一个青年跑进太学求学，学业完成后，到地方郡县为掾属吏。有了成绩后，再经郡国长官察选到朝廷。又经朝廷一番规定的考试后，才开始正式入仕。这是当时入仕从政的唯一正。朝廷的所有官吏，几乎全由此途径出身。本朝自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开始，历任宰相全是读书人，他们的出身也都是经由地方选拔而来，因读书成才而入仕途，和权贵官僚富豪没有任何关系。
然而，这个制度到了光武皇帝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郎署里的人才太多，要待分发任用的人才数不胜数，于是本朝无定期的选拔和特殊选拔制度就搁置了，仕途仅仅剩下了孝廉察举一条路。但就是这样，人还是越来越多，于是朝廷命令分区察举，然后又演进到按户口数比例分配，制为定额察举。
一个郡国满二十万户的才能察举一个孝廉，于是孝廉成了一个抢手货，渐渐地，这个抢手货就成为了豪门士族晋升的的机会。如此一来，真才实学的人少之又少，这把原来孝子廉吏的原义完全丢失了。后来又因为请托舞弊，逼得朝廷在察举孝廉后又加上了一番考试，如此一来，原来察举孝廉的用意就彻底没了。
大汉选拔人才，最先必进太学读书，这样才能获得补吏的身份。做了补吏后，才能获得察举的资格。这种由教育而行政实习，由行政实习而选拔，再由选拔而考试，由考试而任用的四个阶段，看上去似乎很合理，但弊端极大。
在这个年代，穷人读不起书，普通士人的读书机会也很难得。
首先书本非常不容易得到。这时的书籍都用竹帛书写，很少纸张。即使有纸，也是贵重至极。（此时尚无印刷术，要到唐宋才开始有印刷。）古代书本必得传抄，一片竹简只能写二十来字。抄一本书，耗费极大。帛是丝织品，它的贵重可想而知，一般人家根本没有。
就算你有竹简，有绢帛，但你没有书。要抄一本书，你得不远千里寻师访求。话回来，如果老师不收你，你到哪里抄书去？因此在这个年代，读书求学，是一件极为奢侈的事，一般贫穷百姓想都不敢想。
当然，如果你出身读书家庭，那这书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本朝爵位虽然不可世袭，而书本世袭却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人可以干涉。有了世代的书本就有了世代经学，有了世代经学，便可世代入仕。比如象许劭这种人，你不做官，皇帝也要逼着你做官。因此，学问与书本，其实就是权势和财富。黄金满屋，不如遗子一经，就是这个道理。当时一个读书家庭，很容易变成一个做官家庭，做官家庭也就是有钱有势的家庭。
如果家里有一个做到二千石的官，当上一郡太守，便可有权察举。经他察举的便是他的门生故吏。这些人发达后，对故主总要报私恩，必然也会察举他的后人。每郡的孝廉人数有限，于是这有限的名额就落在了几个有限的家庭里。这几个有限的家庭就成了所谓的世族门第。这些门阀世族每个郡都有，他们越来越兴旺，此郡做官的人也就越来越多。由此可以想象，在这种环境下，吏治**也就成了必然。
一个好的制度变成了坏的制度，尤其是这种关系到王朝兴衰，国家兴亡的制度变坏了，大汉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没落。
唯才是举，起来很轻松，了几百年了，结果这个“才”是有，这个“举”却出了问题。
要想真正做到唯才是举，难度非常大，这个“才”和“举”的矛盾非常突出。
现在能读书的，家境都不错，没钱读不了书。
到目前为止，听放牛的不但读了书，还做了官的，目前只有经许劭评的豫州六贤之一的虞承贤。
这样的人，在大汉有多少？
不过这个虞承贤在被许劭评之前，是个乡里的牧监，不是放牛赶车的。这就象何进不是屠夫一样，这个人其实也还是个读书人，不过地位低下而已。但正因为地位低下和生活拮据，他没有到太学读书的机会，随即也就失去了被察举的可能。然而，话回来，这种人毕竟很少，真正读书人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财产，这种人也或多或少和门阀富豪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举”来“举”去，还是门阀世族的人，象汝南的袁阀、许阀，颖川的荀阀，关西的杨阀，关中的马阀，哪一家不是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做官的？
察举制度是门阀士族发展的工具，所以如何才能做到唯才是举，成了实施和保证改制成功的关键。没有人去推行和维持改制之策，社稷终究难以中兴。
王允、卢植等老臣虽然知道这些原因，但是怎么改他们也无从下手。
许劭曾是本朝评名家，所主持的“月旦评”天下知名，经他评和举荐的人才，事实证明都是非常不错的。
卢植曾经想利用这种办法解决人才问题，但这种办法在一定程度上打击和遏制了门阀世族对权柄的垄断，所以在冀州遭到了极大的阻力。
参予改制讨论的冀州等诸多门阀大吏异口同声表示了反对。
王允等人虽然想改变，但是他们不得不妥协，冀州门阀数不胜数，得罪了他们，冀州就会大乱。
但是选拔制度直接关系到社稷的中兴，国策的持续、正确的执行，所以，卢植等人拒不让步。
胡才本来以为拿下了冀州，缓解了并州危机，但现在看起来，并不如此。治国和打仗比起来，两者的难度有天壤之别。自己为此常常感到心力交瘁，难以支撑。什么时候形势才能好一，治国才能容易一？
目前虎贲军诸将都是追随自己征战多年的悍将，虽然派系林立，摩擦时有发生，但还没有危及到军队的稳定，频繁的整军换将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然而，诸多大吏就不是派系林立，矛盾尖锐的问题了，而是在治国策略上，彼此之间有重大的分歧。这个分歧没有办法解决，只有让那些政见不同的人离开大将军府。但现在朝廷的文官有几大势力，到底让哪些人离开，把哪些人调任，还留下哪些人，却让胡才头痛不已。
胡才想到了历史上的几种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在胡才看来，解决门阀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科举制，但是现在在这些门阀面前，科举制他连提都不能提出来，否则的话，就等于与天下的豪门士族为敌，胡才并不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也不认为在寒门中有那么多人才为他治理天下。
几年前，胡才就在安邑建立军政学院，几年的发展，军政学院已经在并州，河东安排了不少人，但毕竟建立的时间短，现在这些人处于底层，想用他们，必须还需要几年时间，而且随着地盘越来越大，为了不得罪门阀，军政学院一直安排在安邑山区。
现在晋阳朝廷的文官势力最大的就是这一帮来自长安朝廷的老臣，也是力主改制和中兴社稷的中坚力量。
由于少帝的继位，并州，冀州的门阀投靠了晋阳朝廷，而这些门阀中，大部分在胡才占领并州和冀州后没有投靠的门阀士族。
王允，黄琬，杨彪，卢植，马rì磾，伏完等，这些是晋阳朝廷的梁柱，如果没有他们，晋阳朝廷是支持不起来的。
胡才虽然武力强悍，虎贲军十几万，但是他身边的文官还是太少了，石泉，张平，霍邱，李肃，李临等，这些人无任在什么方面都不是王允他们的对手。
因此，胡才发现，哪怕自己建立了晋阳朝廷，立了少帝，解决了董卓带来的麻烦，新的麻烦又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