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艰苦、思乡之情，还不足以使刘光萍决心把孩子回四川。不过，时事总会变化，命运总有自己的轨迹。
一天晚上，刘光萍串门回家，激动地问叶恩普，“是不是要打仗了？听说我们要和苏联打仗了！”
“谁说的？”
“到处都在说。上班的时候大家都在议论，说是可能要打仗了！”
“反正和苏联的关系搞僵了。打不打仗，还难说。但这种话，在外面可不能乱说。”
“私下里，大家都在议论。可这是为什么，苏联和我们的关系不是很好吗？”
“你自己看看报纸，就明白了。”
从不看报的刘光萍，从此开始关心报纸。
进入六十年代，因对外政策方面的分歧，中苏关系开始逐渐疏远。1960年，当中国面临从未有过的虫灾、水灾、台风等一系列自然灾害时，苏联撤消了对中国的技术援助，使许多正在进行的工程不得不中止，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打击，也激起了中国人的强烈不满，中苏关系从此日渐恶化。1962年，中方批评赫鲁晓夫建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和平共处”原则、以及消除“冷战”的战略是“天真的幻想”，由此拉开两国公开论战的序幕。1963年3月，我国向苏联提出18世纪被沙俄并呑而未归还的领土问题，同年9月，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宣称，中国“故意侵犯”苏联边境。自此，中苏两国之间开始了边界之争，也开始了向边界增兵。
虽然刘光萍所在的农七师121团，离中苏边境最近的地方也在400公里以上，但中国是一个全民政治、全民皆兵的国家，中苏关系的变化，也从连队的生产生活中体现出来。除了必要的生产，各连队天天晚上开会、学习、讨论国际国内形式，并加强练兵，开始了消灭一切来犯者的战争准备。
战争的阴云，以及对国家前途的忧虑，越来越深重地笼罩着人们的心。刘光萍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并做出了无论如何也要把孩子送回四川的决定。
“我们先把孩子送回四川，然后再想办法把我们的工作调回去。”
叶恩普对刘光萍的想法不以为然，冷冷地说道：“孩子往哪里送？调工作有那么容易？”
刘光萍想回四川，但从来也不想回到她自己的老家。如果回自己的老家，就好比往火坑里跳了，于是道：“你不是有个哥哥在内江吗？”
沉默了片刻，叶恩普低沉地说：“好多年没有音讯，也不知道他还在不在人世。”
“我去找！”刘光萍坚定地说道：“我请探亲假，带孩子一块儿回去。只要你哥哥在，就好办；落户的事，工作调动的事，都可以慢慢来。找不到你哥哥，我也想回一趟老家。反正，我享受探亲假的时间也到了。”
叶恩普没有异议。虽然觉得刘光萍的想法很天真，但他也希望真能找到自己的哥哥。另外，他一向对妻子谦让，因此同意了她回一趟老家。
正是这种天真，使得叶恩普与叶金和两兄弟才有后来的团聚，也使得叶明三兄弟被寄养在叶明的叔父家。
没费什么功夫，刘光萍便找到叶恩普的哥哥。叶明的大叔得知叶普恩还在人世，有些喜不自禁。当刘光萍提出要寄养叶明三兄弟时，他便十分爽快地答应了。由于叶明的父亲的身份仍然是军人，而军人在那时享有诸多优待，使得叶明三弟兄的户口迁移也很快有了眉目。
父母对儿女都有寄托。每个时代父母，都有不一样的寄托。刘光萍寄托在儿女身上的，是后半辈子的幸福，是未来的美好生活。而梦寐以求、看似难以办到的事，有时候竟然那么轻易地变成了实现，令叶明的母亲喜出望外。
二月的南方，寒气正浓。重庆至北京的特快列车，终于在晚点半个小时后到达了内江站。叶明的母亲刘光萍携着大包小包，几乎最后一个挤进上了列车。
所有窗户都关得严严实实，车厢里弥漫着一股十分难闻的味道。过道里也站满了人，几乎找不到一个下脚的地方。所有的人，无论是沉睡的还是睁着两眼的，都一脸倦态。中国人沉重的生活，在此也得到了体现。刘光萍那单薄的身子，在拥挤的车厢里显得更加单薄了。她已经没有力气拉动一下沉重的行李，索性把全部行李扔在车门口，自己也顺势倒在了行李上。
一声长长的嘶叫后，列车喘着粗气，开始了新的奔跑，迅速地把那座有山有水的城市，抛在了后面。
车轮有力地撞击着铁轨，有节奏地发出哐当哐当的声音，仿佛一首催征的战歌，又似一首无休止的催眠曲。刘光萍无力地闭上了双眼，但正当要入睡时，孩子们的哭喊声，以及那句“这个当妈的才狠心哟”的指责声，又把她惊醒了。她睁开眼，看看自己的行李，似乎这才明白了自己身在何处。
这是一个漫长的旅途。叶明的母亲刘光萍将在宝鸡下车，换乘北京或者上海去乌鲁木齐的列车，到达终点后还要乘坐半天的汽车，才能最后到达目地的。然而，一想新疆的艰辛，想到能够落叶归根，想到美好的未来，一向软弱的她，从此以后不会畏惧劳累，更不会停下朝着目标前进的脚步。（未完待续）